對六年前一起死刑辯護案件的再回顧

作者: 來源: 北京死刑辯護律師網 發布時間:2015年02月24日 點擊數:

自中國恢復律師制度以來,我們日常聽到的都是同行和專家們眾口一詞的三個字:“刑辯難”。本人自一九九七年在安徽老家某律師事務所成為一名執業律師以來,倒是比較有幸地成功辦理了一些刑事辯護案件。所以,對辦理刑辯案件,反而一直還有不少難得的溫馨回憶。但唯有一起法院指定辯護的拐賣婦女案,雖然我一如普通委托案件一樣盡力盡責,結果卻也無力回天!數年來我常常回顧這一起案件,它給我留下了很多的遺憾,很多的疑

問,很多的思考。

起訴書指控,張某拐賣了十二名婦女

大約是一九九九年的某一天,我接到地區中級法院指定我為一起拐賣人口案的第一被告張某辯護的通知。一看時間,只過兩天就要開庭了。我趕緊去法院復印了本案的全部卷宗,一口氣把數百頁的材料連看了三遍,案情大致經過是:被告人張某在無錫打工的一年多時間里,先后拐騙了十二名婦女到其老家,伙同其表哥(第二被告,六十多歲)及另一被告相繼將她們出賣給他人為“妻”。后經群眾舉報,公安機關將三被告抓獲。根據指控,張某顯然將等來的是死刑判決!

然而,將案卷材料看下去,我卻發現了很多與指控的罪名相悖的事實:

一,有數位買“妻”者在公安機關的筆錄中提及:“人販子”與這些女子在當地集鎮上一起下館子,一起住旅社,有時還一起打情罵俏。他們一起過得很瀟灑,很張揚。所以,一有這樣的女人來,我們就都知道了,就會去跟他們聯系。

二,也有數位買“妻”者在公安機關的筆錄中提及:被賣來的婦女拿到錢后,先匯了一些回自己老家給父母,然后再從剩下的一部分錢拿出來給“人販子”。上述情況在部分“被拐賣”受害婦女的筆錄中也有印證。

三,從材料上看,十二名被拐賣的婦女竟只有兩人承認是被“拐騙”來的。其中一X女稱張某說要娶她做老婆,并騙她說其家里有樓房,來了以后才發現上當了。另一Z女稱張某以帶其到黃山旅游為幌子,被騙來了他老家這地方。其余十人在她們筆錄的字里行間里找不到一點被“騙”的敘述。

四,其中一名“被拐賣”的婦女在公安機關的訊問筆錄中回答的更干脆。

問:你知不知道張某帶你去安徽干什么?

答:去找婆家。

問:在出發之前就知道嗎?

答:當然知道。

案卷材料中還涉及到下列三個重要事實:

一是上述被“拐賣”婦女,一般是張某在無錫火車站廣場攬瓦工活時結識的賣淫女,有的還有性病。有的是張某以幫助治性病為由搭識的。

二是自稱被張某騙來做老婆的X女,又說張某騙其與之發生了性關系。該女的親屬稱其有精神疾病,但卷宗中未見精神病學鑒定結論。

三是另一被“拐賣”的Y女稱,她與張某在無錫搭識以后,張某將她帶到宿舍強奸了她。與張某居住相鄰的一婦女(張某的表姐)也證實:當時確實聽到該女叫喊了一聲。

我將上述幾件關鍵材料一整理,馬上意識到案件比原來想像的要復雜的多。通過對案卷現有材料的分析,我反復思考的是:

現有證據足以認定拐賣婦女罪成立嗎?

張某強奸行為能認定嗎?

無罪?還是有可能構成其他罪名?

看守所里的會見

從號子里走出來的張某,個子不高,形象萎瑣。一坐下來就說:他們是想找我要錢,我沒有錢。要是給了錢,就什么事都沒有了!

我問:誰找你要錢。

張答:派出所。

我問:談談案子情況。這些女的你是怎么認識的?

張答:我在無錫火車站廣場攬瓦工活,這些女的是賣淫的。因為掃黃,他們的生意不好,然后就說好由我幫她們找婆家。

我問:你如何收錢的?

張答:沒收多少錢。因為大家都熟悉了,差旅費、吃飯錢都是我先幫墊著。介紹好了得到的錢,把這部分扣除,也就沒什么剩余了。不然派出所要罰款,我哪敢不給他們?他們一定是以為我賺了很多錢。

我問:X女是怎么回事?

張答:這個女的是跟家里生氣跑出來了,因為不是賣淫女,又長得漂亮,我確實是想要她做老婆。也沒想過把她再介紹給誰。跟你律師不會說瞎話。

我知道,派出所是否有過要張某交罰款,這件事的真假是難以查清了。

另一辯護律師很謹慎:這個案子太大了!

從看守所出來,我立即找第二被告的指定辯護人,希望勾通一下意見。畢竟,在同一個法庭上,兩個律師的辯護口徑一致,那么辯護的份量和力度將大的多,辯護成功的希望也大得多。

見到該律師后,我先問其對案子有什么看法。他說還沒有什么明確的思路。我便把自己的一些觀點介紹給他,征求他的意見。這位同行楞了一會,慢慢地吐出了幾個字:這樣辯恐怕不行吧?

我說:你能說說這樣辯不行的理由嗎?

對方:我只打算作從輕量刑辯護,你的理由能不能站住腳,我現在也不知道!這個案子太大了!

至此,我發現這位同行屬于那么很謹小慎微的人,跟我這種人不是同道。

道不同,不相與謀。我只好繼續單獨思考這個案子的問題。

最后定奪:無罪辯?還是輕罪辯?

又一次看完了全部卷宗的材料,首先考慮的方案是:如果拐賣婦女罪名成立,是否從認定的人數上減少一些。但涉案的十二名婦女,只有兩名承認是被“騙”來的,但一個說是被張某騙去做老婆,不符合“拐騙”的特征。另一個說張某騙其去黃山旅游,僅其單方指證,可信度不高。所以我認定,僅憑本案現有的證據材料是難以認定張某構成拐賣婦女罪的。

既然拐賣婦女罪不能認定,那么,如果張某確有對該案中婦女有強奸行為的話,則不再是拐賣婦女罪中的加重情節,而應該成為獨立的強奸罪。

本案中,X女作為精神病人,如果張某明知其患有精神病而與之發生性關系,則無論該女同意與否都構成強奸罪。但案卷材料中并無精神病學鑒定書,所以尚不足以認定。而另一Y女稱張某強奸了她,且有證人證言佐證,在沒有其他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只能勉強認定。

從公安機關辦案的出發點來看,只要張某拐賣婦女罪名成立,且被拐賣的婦女多達十二人之多,那么強奸行為是否成立也無所謂了。所以,在案卷中關于強奸的證據并不充足。

明知無罪辯護不可行,那么就作輕罪辯護吧。雖然認定強奸罪的證據是那么單薄。

法庭上的交鋒

檢察分院公訴處的女處長親自出庭支持公訴。

整個上午的法庭調查倒也平談無奇。作為辯護人,我也只是將案卷材料中發現的一些對張某有利的事實發問了一下,以便于書記員記入開庭筆錄。

下午的法庭辯論,張某自我辯護時,先自己提出了下面兩個辯護觀點:

一,這些女的被帶過來后,看得上男方的就去,看不上的回頭再介紹或者給路費讓其回去,來去自由;二,有幾個女的到現在還跟男方感情很好,已經不愿意離開男方了。

接著,我發表了辯護意見:

第一,根據《刑法》第240條第2款,被告人首先必須是以“特定手段”或實施了特定行為的拐賣婦女活動。這些“特定手段”或行為包括:實施了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行為之一的。

但本案并無任何證據證明,張某的行為能符合“綁架”、“收買”、“販賣”、“中轉”、“接送”這些行為的特征。

至于張某的行為是否符合“拐騙”的特征,我們看看本案公訴機關所提交的證據:一是X女稱張某“騙”她要娶她做老婆,還騙她其家里有樓房,到了以后才知道上當。第二份證據是另一位Z女稱張某說帶其到黃山游玩,然后被騙到了張某的老家。前者只是一般的民事欺騙,跟本罪名的“拐騙”風馬牛不相及。而且X女在公安機關“解救”前,一直跟張某生活在一起。所以,騙女人做老婆,跟刑法上拐賣婦女罪的“拐騙”不是一碼事。而后者口供的可信度大大值得懷疑。因為作為一個有頭腦有思想的成年人,其與張某無親無故,就那么輕信別人嗎?在未加以求證之前,我們也完全有理由懷疑這是她自編自導騙人的假口供。

據此,第一份筆錄與公訴機關所指控的罪名沒有關聯性,第二份筆錄則具有不可信性。

其外,總不能因為有上述兩人聲稱受了張某的“騙”,就推導出其他的十人也是被張某“拐騙”來的吧?這絕對是違背刑事訴訟的證明規則的。

相反,從本案公訴機關所提供的證據看,涉案婦女恰恰是在從無錫出發前就知道來安徽的目的,怎么能說是被“拐騙”的呢?

第二,什么是“出賣”婦女?“出賣”行為的構成要件,包括出賣主體也就是得利者,出賣客體和購買主體。首先,我們通過案卷材料發現,本案中的所謂“出賣”行為,往往是男方拿出3000——5000元,女方拿了錢后,先分出2000-3000余元匯給女方父母或自己留下。很顯然,如果這能算作被賣,那么“出賣人”只能是女方的父母或者她們自己。而張某為其墊付的差旅費則有權要求返還。至于張某事后所得與所墊付的費用有所超出,這并不是追究其刑事責任的理由。其次,如果僅僅作為一件被出賣的客體,這些受害人對買家是根本沒有任何選擇權的。但本案的這些女子不僅有選擇“賣”的對象的權利,并且還有權選擇“賣”與“不賣”的權利。所以,指控本案的十數名婦女是被張某所出賣,是沒有事實依據的。

本案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事實是:所有的涉案婦女其人身均未受到任何強制,意志未受到任何違背。(由蘇惠漁教授主編的高等政法院校規劃教材《刑法學》修訂版提出,拐賣婦女不以違背被害人的意志為前提。參見該書P603,本人不能茍同,因為不屬于法庭辯論的范疇,在此不作贅述)。

公訴人對本人關于本案無證據足以證明張某對涉案婦女實施了“拐騙”行為,未再進行實質性的答辯。繼爾提出被告收了錢,且有討價還價行為,完全符合“出賣”特征。本辯護人以最高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進行答辯,認為屬于最高法院所界定的借介紹婚姻索取財物的行為。

最后,我提出本案認定拐賣婦女罪,證據不足。至于張某強奸Y女,因為拐賣婦女罪不成立,應作為強奸罪認定。

公訴人很生氣,我的同行很受傷

第二被告的辯護人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十分的謹小慎微。估計他的主要辯護觀點就是,他的當事人是從犯。可恰恰就是這樣一個很小心的人,卻在剛開口辯論的時候,因為口誤說錯了一個法律術語,被公訴人緊緊揪住不放,嚴厲呵斥。

該律師辯護的本意大概是說:他同意公訴人對本案性質的認定,但第二被告在共同犯罪中屬于從犯,應該減輕或者從輕處罰。但天知道這位老兄怎么會冒出一句:本案只有三個人進行了拐賣婦女的犯罪行為,所以不符合共同犯罪的條件。

公訴人聽到這里,未經主審法官許可(審判長在干什么,回頭再敘),立即聲色俱厲地指責:作為一名律師,連起碼的法律常識都不懂,還如何為當事人進行辯護?建議你回去好好學習刑法知識,看看共同犯罪是否需要三個人以上才能構成。

該律師立即面紅耳赤,結結巴巴的分辨說:我本來想說的意思是不構成犯罪集團(又犯了一次錯)。

事實上,我知道該公訴人在前面與我的辯論中,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氣,正沒地方發泄,你這不是正巧送上門了嗎?

嗚呼,我自以為自己辦事一向謹小慎微,但過分的謹小慎微往往導致相反的結果。

審判長的一段話一波三折

下午剛開庭,我就注意到審判長已經臉紅紅地閉著眼睛斜靠在椅子高高的靠背上。我想:這位法官大人中午一定老酒喝多了!閉目養神的樣子明顯是不耐煩辯護人這樣當真地為被告辯護。但這畢竟是一起死刑案件,人死不能復生啊!

不管這些吧!該如何辯就如何辯。

因為辯護人在法庭上的發言,書記員總得如實的記錄下去。

再者,把問題辯清了,如果是一位真正有責任心有良知的公訴人,也總能意識到案件存在的問題。甚或對公檢機關以后辦理類似案件哪怕有一點的警戒作用也好。

當然,另兩位法官也在似聽非聽,主審法官插話很少。

兩輪辯論結束,想不到審判長的反應出奇的快,馬上坐直了身子,走完了最后程序,立即宣布閉庭。

更想不到我以為一直在睡覺的審判長,說了一段一波三折的話:

“其實我很同意你的意見……”我望著他,被告人張某也一邊被帶著往外走,一邊像抓著了救命稻草一樣回頭望他。

原來他并不是真的在睡大覺,我想。

“再加定強奸罪,實行數罪并罰”。審判長看了看正被帶出法庭的張某,補充了一句。

被告都被帶出去了,我也以為他不會再說什么了,正收拾材料準備走出辯護席,想不到這位審判長又補充了一句:“不行的,這是已經定了的案子”。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倒沒有正面看我。

不知他是看我辯得如此辛苦,給我打氣呢?還是說在我這類案子上賣力,不知輕重?

回頭從好處想一想,或許這位審判長閉目養神,倒正好可以保障律師充分行使辯護權了,這也不至于開罪公訴人嘛。呵呵。

張某被執行死刑前大喊:死得虧!

隨后不久,判決書下來了。我去看守所會見了張某。這時的張某已被戴上了沉重的腳鐐手銬。張某苦巴巴地望著我:律師,我真不是那種很壞的人!如果我真的是那種壞人,判我死我才不虧啊!

我只好說,我幫你寫份上訴狀吧。

張某想讓我繼續做其二審辯護人。我告訴他,我要去外地了,你讓家里找個別的律師試試吧。

我知道張某兇多吉少!

大約三年后,我回到老家,碰到看守所一個熟悉的警官。正好他是管張某號子的。問起這個案子,那位警察說:張某前年就被執行了。唉,這個人被執行前那個哭哇!一連聲叫著他死得虧死得冤。說著連連搖頭,似有不忍。

也許,對這類無力回天的案子,律師還是別辯的好,就讓他死得不明不白吧。辯了,他認為自己應該無罪或者罪不該死,反而死得更痛苦。

再后來,我的一位朋友調到張某案發的轄區派出所。我問他對這個案子知不知道一點情況。他說,這個案子我調過去以后聽說過,大概是屬于“放鷹”吧!

放鷹,就是說那些涉案女子和張某是合謀詐騙了!雖然材料里沒有透露出一點“放鷹”的跡像,但這么一分析,案子里的很多疑問就迎刃而解了!

首先,案發當地老百姓說張某與這些女子一起下館子,一起住旅社,甚至打情罵俏,作為詐騙的同謀, 有這些行為就合情合理了。

其次,她們所謂的“找婆家”,其真實意思應該都心知肚明是指“放鷹”了。也正因為身為同謀,在不少人所作的筆錄中,就難于找到她們指證張某罪惡的言詞。

可惜的是,辦案機關對這些女子只管“解救”了之,而不去深挖案件真相。否則,張某即使有罪,也罪不至死。憑著小聰明耍一些小錢,反搭上了卿卿性命。

經過佘祥林案等一批冤案得以處理,相信在今后,這樣的事會發生的越來越少了!

(以上憑記憶整理,細節上會有出入,辯護觀點也僅是大體意見,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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