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案件中刑事和解適用的合理限度

作者: 來源: 發布時間:2015年02月24日 點擊數:

【案例要旨】

當前,刑事和解的理念和制度在我國各地法院刑事案件審判階段得到了積極的適用。從實踐情況來看,目前對于刑事和解在輕刑案件中的運用,已經少有爭議,但對于重刑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中的運用,因其集中反映了刑事和解內在蘊涵的刑法和刑訴法價值理念上的沖突,在理論上和實踐中仍存在不少的爭議。筆者認為,在一種制度運用中兩種價值發生沖突,

而沖突的價值又均需兼顧的情況下,關鍵是在實踐中把握兩種價值的平衡,找到刑事和解在重刑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中運用的合理限度。對其在實踐中的運用進行規范,以最大限度地彰顯其積極意義,將可能的負面影響控制在最低的限度,充分實現裁判上的平衡。本案的審判,對此種裁判上的平衡進行了必要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價值。

【案情簡介】

2006年8月20日下午2時許,被告人汪成竄至被害人顧某某居住的本市金山區亭林鎮某號三層樓房底樓北廂房內,用手持板凳猛砸顧的頭部 ,用手捂悶顧口鼻、扼壓顧頸部及用從現場所取的菜刀割顧頸部等方法,致被害人顧某某因機械性窒息合并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庭審中,被告人汪成當庭表示認罪、悔罪,并向被害人家屬賠罪,請求其家屬代其向被害人家屬進行賠償。庭審后,被告人汪成的父親和姐姐多次通過被害人的訴訟代理人向被害人家屬表示賠罪,并變賣老家房產,籌措了人民幣八萬元代汪成進行賠償。雙方達成了和解協議,被害人家屬向法院提交撤訴申請,撤回對汪成的附帶民事訴訟,并放棄要求民事賠償的實體權利,希望法院在對被告人汪成量刑時酌情考慮民事賠償方面的和解情況。

【審判結論】

本院認為,被告人汪成故意殺死1人,其行為已觸犯《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之規定,構成故意殺人罪,依法應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汪成犯故意殺人罪罪名成立,被告人汪成犯故意殺人罪,其犯罪手段較為殘忍,危害后果嚴重,論罪應當判處死刑,但考慮到其到案后認罪悔罪態度較好,且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可酌情從輕處罰,遂依照上述法律條款及《刑法》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五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汪成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本案一審判決后,被告人未提起上訴。經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復核,核準一審判決。

【評析意見】

刑事和解的理念和制度在重刑案件,甚至死刑案件中的運用,具有現實必要性,各地法院已紛紛對此進行了探索。死刑案件中刑事和解的運用,在實踐中對于限制死刑的適用,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于充分保障被害人的利益,確保刑事案件處理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對于最大限度地減少矛盾對立,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均產生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然而,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運用,也引發了理論上的爭議和輿論上的負面評價,主要是認為該種運用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造成同罪不同罰現象,削弱了刑罰的特殊預防功能,容易引起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對傳統刑事司法正義的沖擊等。

筆者認為,上述爭議集中體現了刑事和解制度內在蘊涵的價值沖突,而這種價值沖突在刑事和解運用到死刑案件中時被極端化的放大。突出強調某方面價值的重要性,從而絕對地禁止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運用,或者在死刑案件中不區分情況一律允許和解,均不是正確的選擇。正確的做法應當是,也只能是在法院的審判實踐中,把握裁判上的平衡,以兼顧兩種沖突的價值,將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運用掌握在合理的限度內,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積極意義,避免可能產生的弊端,使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運用取得良好的效果。筆者將結合本案,對實踐中如何把握此種裁判上的平衡,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必要的探討:

一、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適用中的合理范圍

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適用中并非無限制的,不是每起死刑案件均允許在當事人之間進行和解后,對被告人從輕處罰,或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一點無疑已經成為共識。然而,在實踐中對于究竟哪些案件不允許當事人之間和解,仍然沒有明確的界定。目前刑事政策上的一般把握是,對于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社會治安、嚴重影響群眾安全感的犯罪,對于罪行極其嚴重、人身危險性極大的犯罪分子,即使積極賠償并取得被害方諒解的,也不能從寬,仍應適用死刑立即執行。但上述內容在實踐中的具體把握,仍然處于不確定的狀態。筆者認為,對于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適用中的合理范圍,很難通過立法、司法解釋或者刑事政策來明確予以界定,應當是也只能是通過審判實踐,通過實踐總結出一定的規則來具體予以把握。

筆者認為,在審判實踐中具體把握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運用中的合理范圍,應當主要看以下三方面的因素:一是看案件的性質。刑事和解一般應當運用于因感情、家庭、鄰里糾紛引發,被害人有一定過錯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案件,而不能運用于針對不特定對象的嚴重暴力性犯罪,如搶劫、綁架、黑社會性質及流氓惡勢力性質的犯罪。二是看案件的具體情節。如果被告人具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或者具有多項酌定從輕處罰情節的,一般應當允許刑事和解的運用,而對于被告人作案手段特別殘忍,如殺人分尸,或者作案后果特別嚴重,如造成多人死亡后果等的案件,則不宜運用刑事和解。三是看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具體情況。如果被害人家屬經濟上陷入困難,急需得到經濟賠償解決生活問題,被害人家屬真實表示對被告人一定程度的諒解,或者被告人及其家屬積極主動向被害人家屬表示道歉,并盡其所能予以賠償的,一般應當允許和解,而對于被告人及其家屬自恃經濟條件較好,與被害人家屬或者法院講條件,被告人并非真心悔罪,并無道歉取得被害人諒解的誠意的,則應當不允許單純建立在賠償基礎上的和解。應當注意的是,以上三個方面的因素是有機統一的,不能割裂開來,做簡單化的處理,而是應當在具體案件中結合以上因素,綜合予以評價,從而對是否適用刑事和解做出判斷。

在把握死刑案件刑事和解適用的合理范圍時,還應當注意法官在審判實踐中應針對不同的案件,區分一定的層次來運用刑事和解。具體來說,應當區分為積極引導刑事和解,允許刑事和解和不允許刑事和解三個層次。對于死刑案件中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起的,被害人有明顯過錯的,被告人有自首、立功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案件,法官應當在案件審理中積極做工作,通過調解、安排被告人及家屬向被害人家屬道歉、為被害人家屬爭取賠償等種種方式,盡量促成被告人與被害人雙方的和解。對于沒有上述情況,但系情節、性質一般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并非針對不特定人實施的嚴重危害社會和公眾安全的案件以及案件中被告人既有法定、酌定從輕情節,又有法定、酌定從重情節的案件,法官則不宜主動做和解工作,如果被告人及其家屬主動努力爭取被害人家屬的諒解,雙方真實意愿達成和解的,可以予以允許,并在對被告人量刑時酌情予以考慮。而對于有法定、酌定從重情節的死刑案件,針對不特定人,嚴重危害社會和公共安全及帶有黑社會性質、流氓惡勢力性質的死刑案件,則即使當事人之間有和解的意愿,法官也不應允許,而應當依照事實和法律,對該判死刑立即執行的堅決予以判決。只有區分不同層次,才能在實踐中更好地把握裁判上的平衡,避免引發社會輿論對于法院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工作的負面評價。

本案是一起故意殺人案件,被告人汪成竄入被害人住處,將被害人殺害,作案手段較為殘忍,危害后果嚴重,且汪的作案動機不明,結合案情分析,不排除汪成有入室實施盜竊或搶劫的可能。但從本案證據來看,現場財物并未丟失,被害人隨身的首飾亦未被竊走,且被告人汪成到案后始終供稱系因欲租房,而與被害人在商談中言語不合,一時沖動而實施故意殺人行為,故本案尚不能認定汪成的行為系針對不特定人實施的搶劫殺人行為,綜合本案情況來看,本案屬于可以允許當事人和解的案件范圍層次,因此,本案合議庭并未主動做和解工作,而是在被告人家屬積極努力,通過被害人的訴訟代理人多次向被害人家屬賠罪,并積極賠償,取得被害人家屬一定程度上的諒解后,對當事人之間的和解予以認可,并據此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二、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適用的條件限制

把握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適用的裁判平衡,除合理確定其運用范圍外,還應當正確把握其適用條件,也就是說,對于屬于可以適用刑事和解范圍的死刑案件,在刑事和解運用,并據以對被告人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或從輕處罰的,仍需要把握一定的條件限制。從實踐中來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刑事和解不同于辯訴交易,其前提應當建立在案件事實能夠確定的基礎上。對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死刑案件,應當依法作出處理,不應當適用刑事和解。2、被告人認罪。從各國實施刑事和解的制度來看,將被告人認罪作為和解的前提,已經成為一種通例。只有被告人認罪,刑事案件中引入和解因素方存在可能。當然,實踐中要注意的是,被告人認罪并不是要求被告人不能進行辯解,被告人對基本作案事實予以承認,對行為性質及具體情節的辯解不影響和解的適用。3、被告人真誠悔罪、賠罪及道歉。被告人的真誠悔罪、賠罪和道歉,是取得被害方從情感上對被告人諒解的重要條件。對于被告人的賠罪和道歉,也應當作為死刑案件中適用和解的前提條件之一,實踐中有些案件在適用和解時單純考慮經濟賠償的因素,不考慮被害人的精神上的需求,往往導致和解不能取得好的效果。4、被告人積極賠償被害人的經濟損失。被告人方在經濟上盡量補償被害方的經濟損失,也是死刑案件和解適用的重要條件之一。被告人積極進行賠償,本身就是表達悔罪、賠罪態度的一方面,同時也能盡可能地解決被害方因親屬被害而導致的生活困難問題,緩解其對立情緒。做好附帶民事賠償的調解工作,也是法院在死刑案件中適用刑事和解的重要方式之一。5、被害方一定程度上對被告人進行諒解。一般來說,被告人一方真誠道歉、賠罪,并且積極賠償經濟損失,均能一定程度上取得被害方的諒解。在實踐中強調將此作為和解適用條件,主要是強調在死刑案件適用刑事和解時,一定要注重考察被害方的真實意愿表示。一般來說,此類案件被害方很少能夠完全諒解被告人,只要被害方同意將和解情況作為對被告人量刑時酌情考慮的因素,就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的諒解態度。

結合本案來看,本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汪成認罪悔罪態度較好,且其在庭審中就當庭表示向被害方賠罪和道歉,請求家屬代其賠償被害方經濟損失。庭審結束后,被告人的父親和姐姐又積極通過被害人的訴訟代理人聯系被害人的家屬,當面向被害人家屬代表表示道歉,被告人的父親在道歉過程中還痛哭流涕,并向被害人家屬下跪請求原諒。被告人家屬系安徽農村居民,在經濟能力不強的情況下,積極籌措了人民幣8萬元,作為對被害方的經濟賠償。通過被告人及其家屬的努力,其誠意一定程度上為被害方所接受,雖然其經濟賠償數額并不算高,但還是取得了被害方一定程度的諒解,從而使得本案具備了適用刑事和解的條件。

三、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適用的操作規范

在審判實踐中正確把握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適用,實現裁判上的平衡,還應當規范和解的操作方式。對和解的操作方式進行規范,能夠一定程度上釋緩社會公眾對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適用會滋生腐敗現象,導致“以錢買命”現象的擔心;還能對被害人的利益予以更為全面的保護,真正體現刑事和解減少對立和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的價值和功能。從目前各地法院對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適用的情況來看,缺乏具體明確的操作規范,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也是招致公眾非議和批評的重要原因。我國目前在輕罪案件中尚沒有明確具體的刑事和解制度和操作程序設計,在重刑案件,以及死刑案件中的和解適用就更加欠缺規范,這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和解的適用范圍和效果。從目前情況來看,死刑案件和解適用的操作主要是建立在附帶民事訴訟調解程序之中的,然而,附帶民事訴訟調解程序從其性質和功能來看,尚不能等同于刑事和解程序。附帶民事訴訟調解更多地是關注經濟賠償問題,而很少涉及到對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關系的修復和被害方情感的需求。這也是目前審判實踐中,一些案件僅僅因被告人方賠償經濟損失,就據以從輕處罰或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而案件處理效果并不理想的原因。

筆者認為,在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未對刑事和解程序做出明確的規范之前,在實踐中應當積極探索對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適用中的操作規范,確保刑事和解適用的良好效果。具體來說,首先應當是規范附帶民事訴訟調解程序。在目前刑事和解程序仍然依托于附帶民事訴訟調解程序中的情況下,對附帶民事訴訟調解的操作方式進行規范,就能一定程度上規范刑事和解的適用。其次是規范和解達成的程序。應當在一定程度上強調在和解過程中體現被害方與被告人方在情緒和情感上的溝通和協調,不能僅僅從賠償數額上進行協調,而忽略了被告人的真誠賠罪和道歉,防止出現被害人出于生計,不得不接受賠償,但內心并不愿意諒解被告人的情況。再次是規范和解協議的制作和生效方式。對于法院積極主導的刑事和解,可以由法院采用統一的協議制作格式,將當事人和解的內容載入;對于當事人自行達成的和解協議,也要進行審查,確保不出現協議不能履行或者可能存在隱患的情況。對于達成和解協議的,應當按照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后撤訴的操作方式予以規范,并要求被害方出具諒解的書面聲明。當然,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適用的操作規范,還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探索和明確,但缺乏規范的實踐,必將難以真正體現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運用的生命力。

本案被告人一方與被害方屬于自行協商達成和解的模式,在法院決定同意雙方和解后,合議庭對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進行了審查,確保了和解協議載明的經濟賠償款的一次性支付,并按照規范要求讓被害方撤回附帶民事訴訟,由被害方出具了要求法院在對被告人量刑時酌情考慮和解情況,服從法院判決的書面聲明,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規范了本案刑事和解適用的操作。

綜上,通過本案的審理和判決,筆者認為,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適用中把握裁判平衡,就是要把握和解適用的合理范圍、適用條件和操作規范,在實踐中兼顧相沖突的價值,實現價值平衡,從而確保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及目標實現,最大限度實現案件處理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附錄】

編寫人:余劍 刑一庭審判員

裁判文書案號: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7)滬一中刑初字第10號

合議庭:審判長 張志杰 合議庭成員:吳炯 余劍(主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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